我的黑色行李箱右下角有一道月牙形划痕。那是法兰克福机场传送带留下的个异乡印记。此后三年，这个28寸的金属箱体陆续沾染过挪威峡湾的薄雪、伊斯坦布尔老城的香料粉末，以及牛津图书馆门前的青苔碎屑。

教授们总说东方学生像精密校准的钟摆。当我在讨论课上第三次咽下已到嘴边的标准答案时，突然理解了这句话的深意。伦敦的雨打在研讨室落地窗上，模糊了对面皇家歌剧院的金色尖顶。来自孟买的同学正在激烈反驳德国交换生的观点，他的食指关节敲击桌面，震得我的伯爵茶泛起涟漪。那天我遗失了准备了整晚的发言稿，却意外发现了语言破碎处迸发的思想锋芒。

公寓楼下的古董店橱窗里，黄铜地球仪永远停留在1947年。店主杰奎琳说那是大英帝国最后的荣光。某个雪夜，她请我喝自酿的接骨木花酒，听我讲述紫禁城琉璃瓦折射的晨光。我们裹着同一条苏格兰格纹毯，看蒸汽在玻璃上画出模糊的经线，突然明白所谓文化碰撞，不过是人类在时空坐标轴上的温柔相遇。

毕业典礼那日，行李箱新增了希思罗机场的托运标签。墨色痕迹叠在往昔的印记之上，像层层叠叠的羽翼。归国航班穿越晨昏线时，我数着箱体上三十四道来自不同经纬度的伤痕——它们不再是被动承受的创口，而是主动选择的勋章。云层下的灯火渐次亮起，如同散落在大地上的星群，每个光点都在诉说：此心安处，永无国界。